他说：“接触一匹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马是难以形容的。一个错误的步骤，一只破裂的手套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叶夫斯季格涅耶夫说，尽管穿着数层防护服，但她还是割破手套，伤到了自己。马科韦茨卡娅对上司隐瞒了这起事故，直到为时已晚。世界卫生组织的档案指出，她的死是世界上第一起由实验室事故造成的埃博拉死亡案例。
在第二起事故中，一名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2004年在位于新西伯利亚市郊外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接触被感染的豚鼠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当年5月4日，46岁的受害者安东宁娜·普列斯尼亚科娃正在提取其中一只豚鼠的血液，这时针头意外刺穿两层厚的手套，扎到了她的左手。
普列斯尼亚科娃被立即送进医院治疗，但她还是因感染埃博拉病毒于两周后病逝。
苏联解体前曾加速相关研究
发生这些事故的实验室都有一段隐秘历史，它们都曾是苏联庞大的生物战研究机构的组成部分。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几个月后宣布终止生物武器研究，随后向美国高级官员证实其存在相关秘密研究计划。此后，美国历届政府均向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调遣了专家和资源，帮助提取危险的病原体并为民营实验室向和平研究过渡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两个已知的保存天花病毒的研究机构之一——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根据《华盛顿邮报》前主编戴维·霍夫曼在其普利策获奖作品《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中所描述的经历，美国专家搜集了对这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观了使狗、猴等动物感染致命病原体的野外研究机构。但俄罗斯官员拒绝给予西方媒体进入军事实验室的机会，并且从未对过去的武器研究活动作过全面解释，或对外阐述过他们是如何处理生物战剂的。
但就在最近，从苏联时期的档案和对俄罗斯科学家的访谈中获得了新的历史知识，使人们对苏联用从炭疽杆菌到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等各种病原体制造武器的努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根据这些说法，研究埃博拉病毒似乎主要是为了研制疫苗以防止苏军感染这种疾病。但是，据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苏联生物武器计划》一书的合著者之一、微生物学家雷蒙德·齐林斯卡斯说，科研人员也做过旨在充分利用这种病毒的生长和分离而使其具有致命性的染色体组的实验。
齐林斯卡斯表示，在秘密研究这种病毒时，苏联还建造了巨大的发酵装置和可按工业规模复制被改造病原体的生产设施。
齐林斯卡斯说：“大规模生产这些病毒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出于进攻目的。”齐林斯卡斯和另一位合著者米尔顿·莱滕贝格花了十多年时间采访俄罗斯科学家和其他亲身参与这项计划的官员。
就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这项计划的负责人突然开始进行新的实验——代号有“猎手”“篝火”等，以期制造出可抵御普通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或把不同细菌的特性结合起来以增强致命性。投靠西方的谢尔盖·波波夫曾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他称这项工作是制造一种“完全人造的具有全新症状的制剂，很可能无法治愈”。
定居美国数年后，2002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新星》播出了波波夫的一段访谈，后者表示：“没人会认出来(这是什么病毒)，更没人知道怎样应对。”
最终，制造一种危险性更大的埃博拉病毒的努力似乎归于失败。变异的菌株很快死亡，苏联研究人员最终得出与现今美国生物防御专家相同的结论：与天花这类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或具有抗药性且容易扩散的炭疽杆菌相比，无论是生物战还是恐怖主义活动，埃博拉病毒都不适用。
齐林斯卡斯和莱滕贝格在叙述时表示，如果苏联人当时继续研究下去，事情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在叶利钦取缔这一计划并将相关研究冻结时，转基因科学还处于初级阶段。
《苏联生物武器计划》一书称：“实验室制造的重组细胞，即便不是全部，多半也离被改造成武器很远。”不过，该书还说：“有人肯定会认为，当时制造出的任何转基因细菌和病毒……仍储存在俄罗斯国防部的细菌培养器中。”(编译/左昌)